数据显示,印度去年从中国进口的100大类商品(按价值计算)总值比前一年增长近2/3,印度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此前,多家媒体声称印度可能会很快放松对部分中国投资的审查程序,批准持股比例低于10%的投资。这些都在寒冷冬日里为中印关系增添了一丝温暖气氛。然而,要说乐观,或许还为时过早。实际上,自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接壤邻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之后,印度“放宽对中资企业投资限制”的信号曾经不止一次出现。2021年1月,印度批准来自香港企业的三项投资;2021年3月,又有报道称印度政府将“有选择地考虑批准中国的投资”。但是,印度政府迄今从未就此做出过官方表态。应该怎样看待诸如此类的风声呢?首先,目前印度对中国投资的政策风向并不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松紧而变化。2021年4月至10月,受到疫情影响,印度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约为25.6亿美元,相比2020年同期下降33%。但是即便如此,印度政府并不需要通过放松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来表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欢迎,因为过去20年,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仅占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0.51%,而且集中在科技初创企业等有限领域。中国投资退出这些领域造成的空缺,不难被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弥补。因此,如果印方放松对部分中国投资的限制,更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驱动。与长期的经济需求不同,政治因素驱动缺乏可预测性,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其次,印度的政策反复不一定是因为短视导致的朝令夕改,更可能出自一种长期考量,即印度政府通过将中国塑造为外部威胁的首要来源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但又希望“中国风险”是可控的,希望避免直接冲突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印度政府对自己的脆弱性还是有认识的。通过政策上的“反复横跳”来避免中方“以牙还牙”的愤怒和报复,也是其惯用手段。切勿忘记,就在“放松限制”的消息放出来前不久,印度政府还要求小米缴纳65.3 亿卢比(约合8780 万美元)的进口税。然而,印度政府依然可以将针对中国企业查税的行为解释为“财政部年底拼绩效”的“正常政府行为”,同时又放出放松投资限制的风声。在这种缺乏诚意的反复无常之中,企业受到的伤害无疑会是最大的。再次,印度的“宽松”也是极具功利性的:被“允许”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投资必须是“安全”的,不能对印度本土企业形成强烈竞争关系,不能造成所有权变化;大规模投资只能限制在“关键领域”和“本土能力不足”的领域,说明印度只希望通过中方投资来弥补自身的资金瓶颈或解决重大技术问题。然而,印度的关键产业和“能力不足”的领域,要么利益关系盘根错节,隐形门槛极高,外来投资很难进入;要么本土产业链发展滞后,前后联系缺失,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必须从海外大量进口设备、原料和引入人才,如此一来又与印度政府缩小逆差和当地用工要求的政策取向相矛盾。我们甚至不能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印度政府会强迫中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然后在未来某一领域能力得到完善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中资退出印度市场以坐收渔利,而中资的投入将会完全打水漂。最后,印度并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强势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机构,但除了审批程序之外,印度还有复杂的直接投资政策和庞大繁杂的法律体系,其中存在诸多充满不确定性的灰色地带,这让印度政府有着非常充裕的“可操作空间”。换而言之,一旦风向有变,印度政府拥有许多“合法”针对中资企业的手段。印度确实是一个拥有诸多机会的新兴市场,但风险同样是巨大的。中国企业要进入印度市场,需要有充分准备和长期的风险研判,切忌被印度政府短期内释出的“信号”干扰了理性判断。(杨怡爽,作者是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编:吴正丹